从窑洞到省府第106章 三农

2011年7月中旬北京的盛夏裹挟着闷热的水汽农业部农业产业司综合处的办公室里空调凉风虽足李泽岚却始终觉得心头沉甸甸的。

河南调研带回的不仅是那份厚厚的补贴政策报告更有粮农们“丰收不增收”的无奈眼神这让他在处理日常工作之余总忍不住翻开案头的资料想从更深处读懂“三农”——这个被称作国家经济“稳定器”与“缓冲阀”的领域究竟承载着怎样的重量。

“泽岚又在看老资料啊？”张红梅路过他的办公桌看到他手里捧着一本泛黄的《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史》忍不住打趣“河南调研回来你这钻研劲儿更足了。

” 李泽岚抬起头揉了揉有些发酸的眼睛笑着说：“张处这次去河南看到老乡们种粮的辛苦总觉得自己对‘三农’的理解太浅了。

回来后想多看看历史搞明白咱们国家的经济发展里三农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

” 他指着书中“1950年代工农产品剪刀差”的章节语气带着困惑：“您看建国初期咱们国家要搞工业化就通过压低农产品价格、抬高工业品价格让农村为城市和工业积累资金这是不是相当于把工业发展的压力转嫁给了农民？” 张红梅在他对面坐下拿起桌上的水杯喝了一口语气凝重：“你说得没错。

咱们国家几次面临经济危机和生产过剩时三农都成了‘缓冲阀’只不过每次的表现形式不一样。

你要是感兴趣不妨梳理一下建国后的几次关键节点就能明白三农的‘牺牲’与‘贡献’有多沉重。

” 张红梅的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李泽岚的思路。

接下来的半个月他几乎把所有业余时间都投入到了研究中——泡在部里的资料室翻阅《中国经济史》《三农问题研究》等着作；登录学术数据库下载相关论文；甚至利用周末去北京图书馆查阅当年的政策文件和统计年鉴。

每次看到关键处他都会结合青石乡的经历做批注笔记本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文字既有理论梳理也有基层视角的思考。

经过梳理他清晰地勾勒出四次经济危机中国家将生产过剩等问题向三农转嫁的脉络每一次都让他对“三农”的分量有了更深的认识。

第一次是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着工业基础薄弱、外汇短缺的困境为了快速推进工业化国家通过“统购统销”政策人为压低粮食和棉花等农产品收购价同时抬高化肥、农机等工业品售价形成“工农产品剪刀差”。

李泽岚在资料中看到1957年至1962年通过剪刀差从农村抽取的资金约200亿元相当于同期国家工业基本建设投资的总和。

“这意味着农民用自己的粮食和汗水为国家工业化铺了路。

”他在笔记中写道想起青石乡老周叔说过他父亲那辈人每年交公粮时都要挑最好的粮食自己却常常吃不饱“那时候的农村承载的是国家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农民牺牲了眼前的利益换来了工业体系的初步建立。

” 第二次是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改革开放后城市工业快速发展出现了轻工产品过剩的问题。

为了消化过剩产能国家提出“农村市场是个大天地”通过“家电下乡”的雏形模式组织工业品下乡销售同时鼓励农民发展乡镇企业承接城市转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李泽岚查阅数据发现1990年农村市场消化了全国60%的自行车、50%的缝纫机和40%的洗衣机。

“表面上看这是激活农村市场实际上是让农村承接了城市的过剩产能。

”他在笔记中分析“乡镇企业确实带动了部分农民增收但也带来了污染、资源浪费等问题而且大部分利润最终流向了城市农民只是获得了微薄的工资。

”这让他想起青石乡早年也办过小型造纸厂后来因为污染严重被关停不少农民失去工作“那时候的农村成了城市工业的‘蓄水池’既消化了过剩产品又吸纳了剩余劳动力却也付出了环境代价。

” 第三次是1990年代末至2000年代初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出口受阻工业生产过剩问题加剧大量农民工失业返乡。

此时国家提出“小城镇大战略”鼓励农民在农村建房、发展特色农业同时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通过“以工补农”的方式消化钢铁、水泥等建材过剩产能。

李泽岚看到2000年至2005年农村建房消耗了全国40%的水泥和30%的钢材农村公路建设吸纳了大量返乡农民工。

“这一次农村不仅是劳动力的‘缓冲带’更是建材过剩产能的‘消化场’。

”他感慨道想起青石乡2003年修通村公路时不少返乡农民工参与施工虽然挣了些钱但工资被拖欠的情况时有发生“农民用自己的积蓄建房、用劳动力修路帮助国家渡过了经济难关可他们的权益保障却常常被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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